北洋政府时期国立大学校董会制度的探索与困境（上篇）(2)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校董会制度是北洋政府试图解决棘手的教育经费问题的一次实验。东南大学进行教育管理制度改革，设立国立大学校董会制度，相比北京高校而言，有着太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契机。东南大学首设国立大学董事会制度，具备了如下必要的生存土壤：从地域特征看，江苏经济发达，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地方财政实力雄厚，商业发展繁荣，教育经费投入连续数年位于全国前茅且多年位居全国之首，远远高于直隶和其他省份①。从社会背景看，作为辛亥革命之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南京地区远离北京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治压力，思想自由，风气先进，积极投身教育者甚多。以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教育改进社两个全国教育团体为例：中华职业教育社1920年江苏省社员数852人，远高于甘肃省的119人和北京地区的107人，其他省份均在40人以下；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江苏省机关和个人社员总数达到248人，远远高于京师京兆地区的211人，以及湖南省的101人，其他省份均在百人以下。②仅从参与全国教育团体的成员数以及其他省份的状况可以管窥江苏地区教育力量之庞大，教育事业之发达。此外，郭秉文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华新教育共进社，联合包括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南高师、国立北高师、私立南开大学等16所学校、学会等教育团体，成立社董事会，加强各校和团体之间的联络沟通，进一步促进了南京教育的蓬勃发展。
　　此外，郭秉文的学术旨趣和教育抱负，东南大学留美学者群的教育改革愿景，以及江苏省社会群体的支持，则是引发这一改革的直接动因。作为国立东南大学首位校长，郭秉文的个人影响力不可忽视。在留美期间，郭秉文曾担任中国学生协会总秘书，成为留学生活动骨干，积累了大量的留学生人脉。③1911一1914年间，郭秉文就读于美国教育改革和学术研究的中心、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孟禄攻读教育史专业，并成为中国首位教育学博士。郭秉文致力于研究教育制度，其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深得导师孟禄的赞许，认为该文"恍然有悟于中邦维新之变革"。该文在中国教育学术圈影响很大，时任南高师校长江谦慕名立即发出邀请，函聘郭秉文回国任南高师教务主任，执掌南高师教务。两年后的1916年，郭秉文的博士论文即由国内商务印书馆出版，黄炎培为该书作序。《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是我国最早系统论述中国教育制度的学术专著，论及与民国教育制度相关诸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关系问题、教育普及问题、师资培养、学校课程等现实问题，并以客观的态度分析既有教育制度应适应国情和时代，并认为推进教育改革在吸收西方办学经验的同时，应注意保持本土教育的优良传统。1914一1923年期间，郭秉文著述甚丰，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教育杂志》、《东方杂志》、《新教育》、《北京大学日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调查报告、教育演讲等近60篇，研究内容广泛涉及教育考察、外国教育现状和学校管理等，对教育学术界乃至民国教育制度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东南大学校董会制度的设立，无疑成为郭秉文实践教育理念和实现教育抱负的一次重要尝试。
　　东南大学留美教育学者群也成为推进这场教育制度改革的先锋。依据1921年9月23日《国立东南大学筹备处职员名单》，筹备处由本校教职员工组成，共31人，留美学者多达20人，占筹备处成员总数近六成，其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背景的达6人之多。另外，在郭秉文时期，东南大学教员206人中，具有留学经历者竟达127人。④东南大学有留学经历学者占有明显优势，而这其中又以留美学者占绝大多数。郭秉文专治教育制度史的学术建树，以及作为中国首位教育学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乃至更多的留美学生中有着不凡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东南大学教育科里具有留学经历的十多位学者中，与郭秉文同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师弟就有啕行知、陈鹤琴、程湘帆、赵叔愚、郑宗海、朱君毅、程其保等人。其中，师弟啕行知、陈鹤琴同时还是国立东南大学筹备处职员，积极支持郭秉文的教育改革。啕行知对郭秉文主持的校董会制度鼎力支持并积极鼓吹，并在清华学校出现管理风波之时，曾主张"聘请全国知名的教育家，研究董事会组织法和改革纲要"，然后由全国领袖人物组成独立的董事会管理清华，并表示黄炎培、郭秉文都有意参加清华董事与校长人选①。由此可见，啕行知等一批留美教育学者对郭秉文其人以及所鼓吹的国立大学董事会制度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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